上海教师花光32年薪资把家堆满大师名作:没钱也可以搞收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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辰山美文

  我叫施勇,1963年出生在上海。我从事艺术工作大概有30年了,职业是艺术家、艺术老师、艺术工作者。

  1992年前画油画,之后我重起炉灶,做实验艺术,现在叫当代艺术,到现在没有停止,还会一直继续下去。

  我可不是收藏家,我只是一个收藏者。因为都是和艺术有关的,所以对于各种身份的转换,我都乐在其中。

  可能因为我从事装置艺术,我对收藏的媒介是无所谓的。什么样媒介的作品我都会收藏,前提是我认为“好玩”。

  无论它们是架上绘画还是纸上作品;影像还是照片;雕塑物体还是装置;甚至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草稿,或者其他无法分类的东西。

  蛋蛋类主要源于我周边的艺术家朋友,我们一起共同成长,有丁乙、徐震、张恩利、申凡,相互拿一件作品互换,或者生日送一件作品,太容易了。

  第二类是我以前读西方艺术史的时候,对我影响很大的那一波master(大师)。这些作品对我来说价格很高,所以我只能想尽办法去收藏一张很小的、早期的作品,其中也有和几个好友共同收藏的。

  第三类就是年轻艺术家的作品,不局限于绘画,综合材料的都有。他们之中有一些在国内外艺术圈相当活跃,另一些几乎游离于艺术圈之外。只要是我喜欢的,就会去收藏。

  收藏了多少件作品,我没有好好算过。大大小小,大概是有150多件吧,放在家、放在我太太的公司里,有的甚至买的作品太大,只能暂时存放在画廊的仓库里。

  装修的风格很简单,都是白墙、白地板。这可能是一种习惯,如果你在一个画廊工作,或是做展览,白色空间是最容易处理的,可以用作品把它填丰满。

  挂画,我是看到空间就往里填。如果在艺术中心策展,我会考虑作品形式、内容之间的内在关联;在家里没有,我故意把这种关系弄得很乱,因我我觉得,放在一起就是一种关系。

  客厅里稍微有几件大尺幅作品,其他都是小作品,大大小小,有点节奏。我总觉得缺了一面大墙。

  家毕竟是生活的地方,我通常会选择抽象一点的作品。曲丰国的作品,控制整个客厅区域的气场。

  年轻艺术家胡子的两件作品。蛋蛋件是她画的美国摇滚歌星大卫·鲍伊,特别喜欢。然后画廊再给我看了她早期的蛋蛋件油画,是安迪·沃霍尔的“工厂女孩”Edie,画得特别好,我马上毫不犹豫地买下了。

  其他的像有廖斐的、郭洪蔚的、赵洋的作品,尺寸很小,都是因为我喜欢,同时有能力收藏。

  这个区域基本都是名气大一点的。张恩利这张手稿是送我的,他以前一直画皮管,我常常跟他开玩笑,签个名吗?

  因为我们关系很好,他有时候走到我们画廊来,给员工一人画一张。当然我也不好意思,有时候送个纸上的作品,作为小礼物。

  这个是Sol LeWitt,美国六十年代的极简与概念艺术的代表人物,他的作品对我来说影响很深、绕不过。他曾经说过一句话:观念就是发动机。他后期的作品创作,只提一个概念,然后就让一群艺术学生到一个空间里画,只要按照他的指令做,画成什么样,他不管了。

  有个艺术家朋友知道我很喜欢Sol LeWitt,就把他的蛋蛋助手介绍给我。这个助手工作很认真,所以Sol LeWitt每年都会送几张小画给他。Sol LeWitt过世后,助手决定回蛋蛋,我当时正好要去纽约,想从他手上收藏Sol LeWitt的作品,但是我没有外汇,就请劳伦斯帮我把钱汇过去,我再到纽约,把这件很小的作品拿回来。

  事后,劳伦斯不让我还钱:送给你了。哇,天呐。现在我把它当作很重要的一件收藏,每天看着它,很开心啊。

  这是泰国著名导演阿彼察邦在香格纳画廊做个展时,我买的一件小的剧照。下面是我学长,沈浩鹏的摄影,还有季文宇的雕塑。

  这本叫《三国演义》的书其实是艺术家高洁的作品,书中凡是名字,都用“施勇”替换,所以它变成我预定的世界上唯一一本书。

  过道里有一件绿色的,也是他的纸上作品,特别喜欢,委托朋友从拍卖场里拍回来。

  这是陈英的,他的作品我买得也非常多,这件是最小的。最大的一米六高,三米六长,实在拿不回来,放在没顶画廊了。

  厨房这件王兴伟的作品很有意思。2006年,我们参加了《38个个展》,艺术家陈邵雄提了一个方案,让参展艺术家都拿一件自己的作品,一起来打牌。按照游戏规则,那次刚巧就是王兴伟,把他的作品输给我了。

  王兴伟是画油画的,一个很幽默的人,脑子很好用。我拿到的这件不是他的画,而是用的是剪贴的方式,把各种画和报纸上的图片重新编辑,就像写匿名信一样,做出一个概念性的作品,叫《马赛勒·杜象先生的私生活》,上面的内容都是虚构的。

  过道上有一张,穿着裙子的女孩倒在草地上的摄影,是蛋蛋的蛋蛋大师荒木经惟的作品。我也买了他几件其他作品。

  卧室里有一件丁乙的早期作品。有一次他和我开玩笑,觉得他早期的作品很少,要不拿一件其他的作品和这张换一下?

  从早期用尺画十字,到用手绘的方式,这是他转折期很重要的一件作品。我说,不换。

  杨福东的这张有限印刷的摄影,一共十个版本,他送了我一版,我觉得放在我的床边挺好。

  这面墙上有一组鸟头的摄影,其中有一张是拍我们老板(劳伦斯)比较年轻的时候,再把照片进行处理。

  廖国核是个特别好玩的艺术家,坏画的代表人物。其实最早,我和徐震他们曾经开过一个画廊,叫小平画廊,但那时还没有意识要收藏。到后来我再想去收藏廖国核的作品,价格完全不一样了,只能买一张小的。

  小朋友和阿姨的房间,挂了一张欧阳春的油画,两个小家伙在互相对峙,我觉得挺配。

  徐震这件,其实是一件试验品。他虚构了一个展览叫《看得见自己的眼睛》的中东艺术展,把中东的文字抽象化,然后组合起来。那时候他在做探索,用手画了一些。

  我们以前的工作室是靠在一起的,我就说:“你扔到外面干吗,太浪费了吧。” 他说:“那就给你了。”

  平时接触的东西都和艺术有关,看展览也是工作的一部分,很容易就看到有意思的作品。

  其实我很早就开始收藏了。记得90年代末,我还特别去一位艺术家的家里,把现金放到他桌上,我说,我很喜欢你的画,我想买下。当时花了差不多4500元人民币,一个多月的工资。

  我毕竟是拿工资的,不是个有很多钱的藏家。如果我的作品有销售了,我可能就坐不住了,要去看看有没有作品可以买。

  像大师的作品,对我来说很贵,我收藏的都是小作品。加上我的工资、以前的积蓄,有时候买了之后,我就停顿了,要花好久才能缓过来,才有机会再去买年轻艺术家的作品。但我觉得,这都是艺术史的一部分,我得把它收藏了。

  线年。中国有一个很活跃的艺术群体,叫双飞小组,一共有七个人,都是国美毕业的,我和徐震以前一起带过他们的毕业创作。

  那年,双飞小组的杨俊岭和林科坐火车来上海,他们准备在火车上一边画,一边在微信上拍卖。画什么呢?把高铁上吐果壳用的纸袋全部收集起来,画在上面。

  我把这批作品全部买了下来,当然很便宜,但我觉得特别有纪念意义,因为这可能是中国蛋蛋次有在微信上的艺术拍卖。从这开始,我突然觉得我上瘾了。

  很多年轻艺术家,我不是因为他们穷,去买一件作品。就是爱才嘛,他们正好也是生活很窘迫,但是作品很好、很有意思。如果有机会,我就介绍给画廊,推荐给别人:你应该买他的作品。

  比如王令杰和郝经芳,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。我去一个画廊,看到他们的这件装置,像黑色的极简绘画,后面有一个激光点,绕着360度的圆圈走动。你感觉好像有一颗宇宙中的流星,不断巡回地在这个圈里绕着走。我被吸引住了,完全没法摆脱,越看越孤独、越看越孤独,一直可以看下去。

  我蛋蛋次看到胡子的作品,就想起了意大利的一个超前卫艺术家弗朗切斯科·克莱门特(Francesco Clemente)。后来收藏了她的作品,正式认识在当时还在黑石公寓的东画廊。

  后来克莱门特正好在James Cohan画廊办展,我就给画廊、胡子分别打了电话,撮合他们认识。胡子后来开展览,克莱门特也为她写了序言,两位艺术家终于有缘成为忘年交。

  那之前的绘画阶段,我把它全部否定,我认为凡是从惯性教育、学院派出来的,都不作为我个体创作的一部分。虽然我保留着自己的最后一张自画像,但它也是我和传统美学、经典美学的决裂,是一个前奏吧。

  1995年4月,我在自己居住的一室一厅的公寓里创作了《扩音现场》这件装置作品,给每个房间都装了麦克风和喇叭,24小时开启。聊天、上厕所、睡觉打呼、走路、拿东西,任何声音都被放大,把私人空间的安全私密性瓦解,探讨这种改变对人的影响。

  当时从艺术的角度来说,西方欧美属于世界的中心,我们是边缘,所以这个时期的作品,主题围绕艺术政治、文化身份。

  我做了一个叫《新形象选择计划》的项目,在网络上提供我自己的12种不同发型和衣服,让观众选择,哪种当代中国的新形象,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。

  这个项目要利用internet,当时我家里是没有的。后来策展人侯瀚如提议说,到劳伦斯那里,借用香格纳画廊的服务器。那时开始和劳伦斯合作,他代理了我。

  那时中国经济腾飞是很厉害的,变化太快了,感觉整个现实都处在一种不真实的幻觉之中。

  《月色撩人》,我有意识地将身体的意象从原来整体性的信息中抽离出来。仅仅截取身体局部,并通过对手脚的概念偷换与比例夸大的方式,将其置于某种“引力”之下,使你无法回避。

  到了2006年,我有了一个暂停,觉得自己遇到瓶颈,停止了观念上的推进。展览太多,交的方案很多,疲于奔命、疲于应付,我觉得我应该停下来。

  当时劳伦斯希望我去香格纳画廊负责展览视觉的工作,我很自然地接受了,一点没拧巴。

  其实我和劳伦斯很早就认识了,90年代初,中国很多当代艺术家都和他的香格纳画廊有关系。我们把它当作艺术中心、艺术家之家,只要一有活动,我们都会聚在那里。现在一些“大名字”的艺术家都是在那时候认识的:丁乙、耿建翌、张恩利、徐震、余友涵、王广义、曾梵志。

  当时的氛围就是,我们在一起,只谈艺术呀。以前也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,工作室是工作室,住是住的地方,以前工作室就是睡觉的地方。上海的艺术家到北京去,都是住在别的艺术家家里。我记得很清楚,坐13次、14次,都是绿皮火车,但是没问题,就是很兴奋。

  搞当代艺术的人不多,因为太苦了,也没有美术馆来邀请你们参加展览。那个时候可以说,如果没有画廊,我们就是处于一种半地下的状态。

  从一个艺术家变成艺术行业工作者的这些年,为很多艺术家去安排个展,相互探讨,参加很多博览会,看到各种各样的艺术,瓶颈慢慢释放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又越来越想重新开始创作,于是在没顶画廊做了一个叫《让所有的可能都在内部以美好的名义解决》的展览。

  视觉形式完全改变了,它们看上去很美,但作品的内在线索还是一致的:周边的现实是怎么影响与控制你的身体的。

  做创作,肯定是沿着我的线索、我的概念不断地追问,很专心致志地做这个工作,向前推进,会处于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,保持一种内在的张力。

  但收藏不一样。收藏像一种旅行,就像偷懒要去休息了,到近郊或国外旅行。你看到很多和你平时在创作时思路很不一样、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。它们可以作为我创作上的一种身心上的调和。

  我梦想中的房间关于收藏,虽然我没有能力去收藏那些影响我成长的大师们的作品,但梦是可以做的:

  如果我拥有一间密斯·凡德罗设计的房间,里面有一张柯布西埃设计的躺椅,一张乔托或者达·芬奇画在羊皮纸上的手稿,一幅塞尚的风景画,一盘马塞尔·杜尚曾经玩过的国际橡棋,一张西格马·波尔克或者巴斯奎特的大尺度的绘画,那我就是世界上最满足的人。

  哈哈,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美梦。梦无须金钱,所以我们都可以尽情尽兴地去挥霍……

  我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,到开放,然后又经历这一次的疫情,我觉得我的人生经历太丰富了。

 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,工作都是通宵达旦,一个星期通宵三天,太正常了,人弄得很累。现在我到晚上六点之后决不工作,打死我也不工作,这个习惯已经保持十多年了,听听音乐、看看书,有时候喝喝酒。

  这些收藏,每天对着它们,很开心啊。每个收藏就是一个故事,我和艺术家的故事、我对这个作品感受的故事、我的职业片段,它们就像我每天都要阅读的碎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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